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导演的影片《阿凡达》(Avatar)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潘多拉”(Pandora)的星球上，美国企业及其雇佣兵在那里建造基地，开采一种名为unobtanium的珍贵矿物元素。影片中令人惊叹以至难以置信的特效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戴上3D眼镜，逼真的场景一开始让你觉得心旷神怡，但很快就被惊讶之情取代。波澜壮阔的宇宙场景并没有让观众陶醉很长时间，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你越来越觉得这是发生在银河系外的一场越南战争，沉重的寓意让起初的激动心情逐渐消退。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你会沉浸在逼真得无懈可击的壮观场景之中。可以这么说，这部影片没有特技效果，因为整部片子就是个大特效。
虽然影片中的一切似乎都出自卡梅隆的想象力（当然，还要加上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千名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阿凡达”这个词并非他自创出来的。在印度神话中，阿凡达是一位以人形降临地球的神祗；阿凡达也是个电脑术语，指在虚拟实境中互动地呈现一个人。在这部影片中，阿凡达指的是一具能被远程控制的合成身体 ──不是通过某种手动控制器，而是通过人的脑电波进行，这个人的所思所想驱动身体的活动。
这听上去感觉是枯燥的技术，但体现在银幕上则让人目眩神迷。那具身体的驾驶员──或者说那具身体的灵魂──是一个退役海军陆战队员杰克•萨利（Jake Sully，萨姆•沃辛顿(Sam Worthington)饰演）。他在以前的战斗中负伤，只能被困在轮椅上。杰克参加了一个科研项目，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格雷丝•奥古斯汀（Grace Augustine，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饰演）的女强人。该项目开始了对潘多拉星的探索，但这个星球的空气对人类有毒，因此只能使用以人类DNA与外星生物DNA合成的阿凡达。阿凡达的身体克隆了潘多拉星的主流种族，一种身材高大的蓝色类人生物，拥有瑞士超现实主义雕塑家贾柯梅蒂(Giacomett)作品中的那种优美线条，还有如同超人一般的敏捷身手。影片中有几段如歌如泣般的动人场景，其中最美的一段当属杰克。当他第一次控制阿凡达时，发现自己新的双腿可以带着这具轻快的新身体穿越潘多拉这个外星星球最壮丽的大好河山。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与《华尔街日报》Speakeasy栏目的Michelle Kung谈论他耗时15年完成的新片《阿凡达》(Avatar)，并解释特效技术在该片中的运用。
再怎么用文字形容，都无法比拟3D影像所呈现出来的绚丽恢宏，3D影像根本无须通常那些吸引观众眼球的视觉小把戏。将种种特效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拟真感、动作捕捉、动画效果、虚拟人物制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元素──这简直就是巫术或黑魔法。（我还没看过IMAX的版本，这是我接下来的观影计划。）影片中的一些植物景观就像是没有水的大堡礁（在空中飞翔的水母，用手一碰就会旋转并几乎化为虚无的珊瑚色圆锥型植物），潘多拉星那些漂浮的山脉，彷佛是在向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Hayao Miyazaki)致敬。潘多拉星的动物种群异常丰富，耀眼的龙，六条腿的马，有着蓝色牙齿和爪子、头像个大槌的笨重动物等等，而且这些动物拥有各自的生活习性，彷佛真的存在一样，不像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里的那个莫斯•艾斯雷 (Mos Eisley)酒吧，里头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搞笑外星生物。
还有潘多拉星的土著(indigene)，indigene这个词出自法语，用在这里很合适，因为潘多拉星就像是民族独立运动遭到法国武装镇压前的印度支那半岛，或是成为美国士兵战场的越南。这里的土著叫做Na’vi，说他们是类人生物也许是对其的一种贬低，因为和影片中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一样，他们保护自己的星球，与大自然和谐共处。Na’vi人中最美的、至少最具明星潜质的是一个名叫内提莉(Neytiri)的女战士，正如地球人通过各种宣传所知道的那样，杰克对她一见锺情难以自拔，而又复杂莫名。
难以自拔是因为佐伊•萨尔达娜(Zoe Saldana)饰演的内提莉风情万种──天蓝色的肌肤、柠檬般的眼睛、黄蜂一样的细腰、长长的尾巴、铁钻般的鼻梁、会扭动的耳朵（相信我，这些都很迷人），还有战斗时发出的那种凶猛吼叫。复杂莫名是因为杰克是一个行走于无间道的地下工作者。他和内提莉相爱，很快就接受了她族人的价值观。（没错，有间接证据表明，导演卡梅隆看过《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人猿泰山》(Tarzan)、《绿厦》(Green Mansions)、《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幽灵公主》(Princess Mononoke)、《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和《壮志凌云》(Top Gun)等影片。）与此同时，杰克在为一个目光锐利的指挥官米尔斯•夸里奇(Miles Quaritch)上校刺探情报。（饰演该角色的斯蒂芬•郎(Stephen Lang)证明，广义的卡通式表演也能展示优秀的演技。）邪恶的上校答应杰克，只要找到能将Na’vi人赶出其圣地的情报，就可以替杰克治好瘫痪的双腿。 Na’vi人的圣地正好是唯一出产珍稀矿物元素unobtainium的地方。
我不想评论沃辛顿和萨尔达娜的演技，他们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你如何去评判融合各种高科技的演技呢？两人之间的异族爱情故事缺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和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在“泰坦尼克号”甲板前端迎风依偎的激情，十几岁的女孩子不会一遍遍地去重温这部电影，除非她们自己也是耳朵会扭来扭去的Na’vi人。不过，《阿凡达》改变了观众和银幕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演员一直就是某种形式上的阿凡达，在电影的虚幻世界里替我们感受希望和恐惧。然而，在这部影片中，演员被高科技转变成一群全新而又模糊不清的娱乐符号，既不是《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的拟人角色，也不是《极地特快》(The Polar Express)中的放大版手套娃娃，而是存在于一个虚拟世界但逼真得几乎触手可及的幻想人物。
《阿凡达》的迷幻特质给观众带来的首次视觉冲击始于美国士兵向Na’vi人打响的第一枪。导演卡梅隆在影片中用很大篇幅表现了黑暗、恐怖而富有寓意的战争场景，让人想起越战。片中既有凝固汽油弹和橙剂(Agent Orange)化学品，又有武装直升机的肆虐扫射（其中一架直升机名为女武神(Valkyri)，灵感来自《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主角在瓦格纳的“Valkyries”曲下，将弹药源源不断地向越南人的阵地上扫射与轰炸的经典镜头）。不管观众对这段反战思想浓厚的部分怎么想，有两件事情是肯定的：一是场面让人热血沸腾（至于这反映出我们这个种族存在什么问题，我就不在这里讨论了），二是场景结束后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故事阐述上，影片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阿凡达》正面塑造了Na’vi人的正义和高尚，却让他们沉迷于蛮荒的祭祀仪式，丛林鼓乐贯穿始终，这种场景放在第一部《金刚》(King Kong)电影里似乎更合适。韦弗在片中饰演一个阿凡达，虽然她的演技是个亮点，但搞不懂这个角色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及Na’vi人如何看待她。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卡梅隆的独特视角为这部影片增添了更多的娱乐价值，给观众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有如旅行一般的感受。我不想住在潘多拉星上，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不好，但通过电影我彷佛身临其境，这种感受还是很不错的。
Joe Morgen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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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中国资深媒体人 周瑞金 访谈录（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并授权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 2009-12-14 (www.ftchinese.com)
采访时间：2009年10月12日
采访地点：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被采访者：周瑞金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问：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问：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问：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问：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 “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问：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问：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问：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问：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问：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 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问：“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问：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 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问：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问：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被采访者简介：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本文原载SOHO中国的内刊《SOHO小报》，FT中文网获得SOHO中国授权刊登此文，在此致谢。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者注）
Drupal是一个基于PHP语言的开源内容管理系统（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所以文本数据以及图形、音频等其它文件类型的文本指针都以数据库的形式储存，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对Drupal发送请求，而Drupal 刚动态的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生成静态网页发送给用户。通过Drupal系统，我们可以在不修改任何一句程序语言的前提下实现很强大的功能，比如多用户博客（Blog）系统，论坛（Fourm）系统，联合协作文档编写系统（Collaborative Book），多用户访问权限级别分配系统等，这些在你成功安装Drupal系统之后就能很轻易的实现。而如果再为Drupal核心系统安装Module以扩展其功能，那么，Drupal几乎可以完成任何你想让它完成的事情，当然这也得Drupal的使用有一定的经验来选择正确的Module或者有良好的程序编写功底来编写自己需要的功能的程序模块，这些都是后话了。本文对Drupal的核心功能（即安装Drupal之后不进任何Module扩展下的功能）进行一个详细的功能及使用方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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